视域的存在，不仅使不同角度的观察者看到的世界彼此不同而且决定了任何观察者都不可能看到世界的全貌。

我因此说道：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事实上由于中国人长期受到儒家言说传统的影响，对此世德福一致的信仰几乎等同于了对上天的信仰。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古希腊无神论者伊壁鸠鲁曾提出著名上帝悖论，他以人类逻辑理性质疑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本性：如果上帝有能力制止恶，却不作为，说明祂不是全善的。墨家主张华夏传统的鼓栗信仰，是真正的绝地天通，类似基督教因信称义的意涵。榮夷公者，天下之（亂）人也，長年而沒。

因此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寿命长久而有美誉，后世之人循顺、推崇他们。美其名曰传福音，心里想的却是对所属教会拉人头交账。要知道，这绝非仅仅是西化自由主义者的主张，而是中国各界的价值共识。

第二，发展儒学传统，批判继承传统儒学理论。事实上，中国人的这种现代性诉求在明清时期就体现出来，当然，近代之后更为凸显，例如维新派谭嗣同号召国民冲决君主之网罗。而儒学传统本身是以仁爱为源头解释一切，并将之代代相传。这个亲字就是至，也就是，主客相即、无中介、无距离，其实就是指自己，所以亲本初的指亲身、亲自。

载于《人文天下》2017年第1期 进入 郭萍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自由儒学 儒学 。当然，不同民族国家对自由的表现形式、理解方式、叙述方式等等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自由的诉求势必要诉诸于一种民族性的表达。

良知自由不仅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所依赖的先验理性的意志自由。原文为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因此，当代儒学亟需从学理上有所突破，我本人进行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进行自由儒学的建构。[1][清]谭嗣同：《仁学·自叙》，收入《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中华书局 , 1981年版，第290页。

也就是说，自由作为一个概念是近代之后才出现的。自由儒学的论域是现代社会普遍地存在着的自由问题，这一问题本身无所谓中西，而是一切现代社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不能将儒学传统本身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打量，不能将它视为一个个过去的、现成化的传统儒学理论的拼接。所以，这里要明确传统儒学理论不等于儒学传统本身。

不仅如此，传统儒学理论的价值指向为前现代的家族价值，与现代自由相背离，还需要我们深入批判。[5]李大钊：《自由与秩序》，原载1921年1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

本真的仁爱情感作为本源自由，在当下显现为现代性的个体生活方式，由此确立起现代社会的主体：良知为根本依据的个体主体。以此为始基，自由儒学从形上、形下两个层面展开主体自由的建构：其一，先立乎其大建构形上的主体自由，为形下的政治自由提供依据。

（2）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在现代社会得到普遍认可和突出强调是以往所有时代不能比拟的，以至于自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标签。本文根据会讲的主要内容整理而成。我们知道，儒家仁爱是推扩出来的，也就是亲亲-仁民-爱物。五、自由儒学的理论架构 按照这种理路，自由儒学建构了本源自由——良知自由——政治自由三个观念层级。[6]对此，我们可以以两种理论为典型来看： 一种是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原教旨主义儒学。他们在形下层面，以反对西方自由为旗号拒绝现代自由，制造儒家立场与现代自由根本对立的假象，实是以中西之别为旗号，否定古今之变，为复活前现代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张目。

另外，自由，作为现代性的诉求绝不仅仅属于西方，它本身是中西共有的一种普遍的时代性诉求。而且以现代性生活方式为渊源，也根本区别于传统儒学基于家族伦理价值的良知自由。

如徐复观、张君劢都为现代民族建国作了深入的思考并且积极参政。他们借鉴康德、黑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所建构的道德形而上学已经具备了明显的现代性特质。

二、自由的困惑 然而，儒学面对现代自由问题依然存在诸多学理上的困惑，二者之间仍处于紧张关系中。不仅其政治哲学有着重要的学理贡献，而且其积极拥抱现代自由的价值立场顺应和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从观念奠基的意义上，良知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的根本依据，政治自由乃是良知自由的实现形式。因此，他们只能将历史上既有的、现成化的老内圣概念移植到现代，而无法为现代自由提供与之相匹配的本体依据。之所以说自由是一种现代性的诉求，是因为它与传统思想中的自由观念至少存在三个维度上的区别：（1）今天使用的汉语自由一词乃是西学东渐以来经由日语的回归借词，以此对译英文freedom或liberty，是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名词概念。牟宗三也特著外王三书，并主张发展健康的自由主义。

简而言之，自由儒学的基本理路就是溯源-重建。在此次会讲中，本人就自由儒学提出的缘由和基本的理论态度、架构等问题做了阐述。

简单说来，自由儒学一方面以发展现代自由为目的，对西方自由主义采取批判借鉴的态度。（三）政治自由 也就是说，良知自由在当今时代最现实的体现就是维护个体权利，这也是政治自由最根本的内容。

总而言之，自由儒学的目的不仅能解决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而且还能为现代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途径。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学建构的内圣之学根本上还是宋儒本体观念的现代翻版，可惜他们并没意识到问题所在，甚至认为内圣就应该是恒常不变的老内圣。

自由儒学是以探讨现代自由问题为核心的当代儒学理论，旨在对现代自由的诉求提供一种儒学的阐释，也为进一步发展现代自由提供一种儒学的方案。[6] 2016年11月12日，山东·邹城孟子研究院召开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学术研讨会，本人在此次会议的发言题目为：《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及可能出路》，同名发言稿载于中国儒学网。三、自由儒学的理论态度 我尝试建构的自由儒学首先在理论态度上就不同于当代的原教旨主义儒学和现代新儒学。[1]康有为将自由视为实现大同理想的基础。

传统儒学指的是历史上既有的儒学理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先秦儒学、汉唐儒学、魏晋儒学、宋明新儒学等等历时建构起来的儒家理论学说。另一方面以发展儒学传统为指向，对传统儒学理论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

郭萍，山东社会科学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作者按]：2016年11月26日，山东尼山书院举办了明湖会讲：大陆儒学新创获。2、为超越国族的个体自由提供一种儒学的思路，这主要是对当前西方自由主义的超越。

儒家的自由要通过希贤、希圣、希天而得到，其前提是高度的克己复礼，这实是自觉维护传统家族伦理价值的道德自律。这种态度的实质是基于对现代自由与西方自由主义、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的明确区分。